污染付出高代价的时代已经到来

污染付出高代价的时代已经到来

    在新环保法实施的两天以前，江苏省6家污染企业收到江苏高院终审判决，为其2012年初往泰州两条河中非法倾倒的近2.5万吨化工废料，赔付1.6亿修复费用。这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最高的判赔额度，媒体称为“天价环境公益诉讼”。

  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对中外对话说：“以前的判例，都是针对污染损害的，经常是十几万，几十万。这是是针对污染修复，所以额度高，在环境诉讼领域，第一次有这么高的赔偿额度。”他提到，广西曾经有一个因食用含镉稻米而导致的镉污染案件，一个村庄许多人得了骨痛病，一共才赔了15万。而在日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一个人就要赔几十上百万。

    对于这次江苏的判赔“天价”，王灿发说：“这是一个信号，说明通过公益诉讼让污染企业付出更大代价的常态，已经开始启动了。可能要发展出改变‘两高一低’（守法成本高，执法成本高，违法成本低）、让污染者付出更大代价的新常态。”

    就在2015年1月1日“史上最严”环保法实施当日，中国NGO自然之友收到了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，对其起诉当地非法开矿破坏生态一案予以立案。自然之友同时成立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。新的环保法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，这是新法实施后立案的第一例公益诉讼。在新环保法实施前前，因为诉讼主体不明确等原因，公益诉讼立案异常艰难。

    王灿发提到，江苏的判例作为“个案”，并不说明新环保法的执行力度（此案发生在新法实施前），但被他称为“有牙齿的环保法”的新法仍然值得期待。

    “所谓的没有牙齿，是没有太强制的手段。如企业有污染，只能责令停止，如果不停产，法院也没有办法，就像张开大嘴咬住它，看起来很厉害，但是没有牙齿。” 王灿发对中外对话说，“但是环保部现在有了查封扣押权，可以扣押污染设备、运送污染物的车辆。”除此之外，环保部门还可以把污染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做行政拘留。

    污染企业会不会因畏惧这“牙齿”而收敛，还不得而知。王灿发说新法效果还有待看执行情况，而且和上诉案件数量、法院受理情况都有关系。不过，中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文一波认为，企业还是自己“当真一点”比较保险。

    在2014年末的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，文一波对中外对话说：“我们的项目现在从协议到决策过程，各个细节都要注意，如果做得不好，对企业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。三聚氰胺是食品安全问题，未来很可能和三聚氰胺事件一样，因为环境问题，一个企业就没有了。”

    文一波同时也是北京桑德环保集团的董事长。他说，桑德自己的项目，现在警惕性都提高了好多倍。

    他对中外对话分析说，很多企业还是在打擦边球，认为不会抓他一个，“但是2014年下半年，中国反腐力度增大，环保法的实施有可能和反腐一样较真。”

    这个“擦边球”说法倒是有据可循。公众环境中心（IPE）12月中发布了对上市企业废气排放表现的分析报告，希望能通过信息公开倒逼企业做出环境友好的决策。IPE主任马军对中外对话说：“一些企业来咨询，一旦了解到现在违法成本低，守法成本高，公益诉讼很困难，企业没有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，他们该怎么投资还怎么投资。”

    新法执行力度到底如何，只能拭目以待。现在的担忧，可能是法律过严。更多的责任落到地方执法者身上，地方要兼顾发展和环境执法，会很为难。

    文一波所说：“现在这个标准，如果能够执行，根本就不需要再提升，或者说太高了。但是相反，你定了太高的标准，只有少部分执行，绝大部分不执行，或者执行不了，那就没有用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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